金民卿：把握思想发展机制推动当代理论创新
本公众号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和北京习风堂联合打造的“凝聚正能量、传播好思想”官微，以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国家安全为己任，致力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力量！
把握思想发展机制推动当代理论创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金民卿教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发展主体为核心，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主客体关系、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其中，信仰引领机制形成了目标牵引力量，实践驱动机制形成了强大推动力量，思想交锋机制形成了思想鉴别力量，集体智慧机制形成了智慧组合力量，纠错创新机制形成了主体创造力量。它们相互影响、有机组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合力。
记者：金教授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请您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发展机制问题，谈一谈这个问题。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进行自主创造性结合的实践和理论创新过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昭示人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思想史事件。作为一种产生于欧洲19世纪中叶的科学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产生强大的实践威力并形成辉煌的理论成果，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主体，社会实践基础、思想发展逻辑、主客体关系、发展条件等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动力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信仰引领、实践驱动、集体智慧、思想交锋、纠错创新等，它们相互影响、有机组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合力。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应该深入理解和运用这些机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
记者：信仰引领机制的内涵怎么来理解，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是怎样发挥作用的？特别是在当前的理论创新中如何发挥理想信念的作用？
金民卿：信仰引领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它们引领下坚持正确发展方向，利用各种条件，进行实践和理论探索，形成开拓性的实践成果，提出创造性的理论观点。这个机制发源于主体的理想信仰，形成强大的目标牵引力和方向引领力，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性质和方向。
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始终是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拓前进的旗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自从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坚信它可以救中国，在这面旗帜的引领下，坚定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革命建设改革的道路，为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刚刚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一定要要有共同信仰的主义，以此来明确共同奋斗的目标、激发团结战斗的动力，“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498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讲道：他在1919年底第二次到北京后，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过动摇过。”[2]这种毫不动摇的坚定信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在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上，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遭遇曲折时依靠坚定的信仰渡过难关，发展顺利时依靠坚定的信仰不骄不躁，最终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又历经艰辛探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促使了实践和理论的辉煌发展。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3]63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更是坚定不移向世人宣示：“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4]
其次，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主义者在自己的第一个文件《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写道：“共产主义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就是要“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5]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远大目标，坚信这个理想一定能够在中国实现，抛头颅洒热血，坚守政治灵魂，经受各种考验，矢志不渝、接续奋斗。
秋收起义遇到重大挫折后，毛泽东等人抱着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胜的坚定的信念，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白色恐怖之中开辟革命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多次“会剿”，同党内的不公正指责和错误指导进行艰苦斗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筚路蓝缕、艰难前行，创立了“工农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理论，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理论奠定了基础，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起步。在此后的发展进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凭着坚定信念，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内在精神动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再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必须坚定理想信念。靠着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胜利；同样是靠着坚定信仰，带领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开拓前进。习近平甫一履任党的总书记就旗帜鲜明地讲道：“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6]80这段话既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20世纪后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严重曲折，一些人开始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3]382在这种坚定信仰的驱动下，中国共产党人顶住压力、渡过难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开拓前进。
信仰引领在当代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问题，经历着四大考验，面临着四大挑战，一些人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反复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7]不论我们走到什么地方，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能丢掉信仰，不能忘记理想，否则就是数典忘祖，就会变质本色,“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8]115-116正是有了这种清醒和坚守，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理想信念转化为理论探索的精神动力，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记者：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思辨过程，而是在实践中展开并随着实践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请您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和当代发展的情况，谈谈这个问题。
金民卿：这也就是实践动力机制问题。所谓实践动力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着眼于实践本身和客观形势的新发展，分析新的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素材，捕捉新的理论生长点，破解和回答实践提出的新问题，提出创造性的新理论。这个机制发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产生强大的实践驱动力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最根本的动力来源。
首先，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力。实践推动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抛弃不正确的做法、观念、理论，形成正确的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做法观念理论。土地革命开始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能够准确把握中国具体国情，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是照搬俄国“城市中心论”的革命模式，就连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之时也是按照中央指示准备带部队攻打和占领长沙。但是，斗争实践逼迫毛泽东改变主张而转兵井冈山，开始从农村到城市的斗争实践。正是在实践中，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8]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之后他对教条主义提出强烈批评并进行长期斗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建立新中国，并领导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的制度变革。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开始，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很清楚，先是按照苏联模式搞社会主义，后来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又遭遇了重大曲折。实践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再次强调必须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立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如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新的实践必将催生新的理论，我们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其次，把实践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发展向度，就是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产生的成功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体系。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反复强调，实现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把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我们还没有对革命实践的一切问题，或重大问题，加以考察，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阶段。”[9]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他提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做创造性的真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做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者。[10]刘少奇也多次提到：“我们党有各方面的极端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把它总结起来。以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指导很好地总结我们党在各方面的斗争经验，还是今天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1]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追随实践步伐，深入分析时代特征和矛盾变化的趋势，紧紧围绕着革命、建设、改革的主题，不断从实践中获得新经验，不断把新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形成并长期坚持的农村政策，就是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中提升出来的。改革开放实践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党中央把这些经验加以理论提升，形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根据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深刻总结6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是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水平。”[12]12-1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不断把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是一种实践基础上的高度理论自信和自觉。
再次，社会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积极推动实现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及时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生长点，回答和解决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形成重要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不断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高潮。
例如，西柏坡时期，在党的历史方位上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的党，在党的工作重心上正在由乡村转到城市，在党的中心任务上开始从革命战争为中心转向生产建设为中心，在中国革命性质上开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重大的历史性转变提出了一系列需要回答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形成了理论创新的重要生长点，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这些理论生长点，形成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掀起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一次理论创新高潮：积极回应党的历史方位转变，科学回答“执什么样的政和怎么样执政”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了新政权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积极回应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城乡兼顾协调发展的思路；积极回应党的中心任务转变，科学回答“怎么样从革命转向建设”的历史性课题，初步形成新中国建设的政策体系；积极回应中国革命性质转变，初步回答“怎样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历史性课题，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内主要矛盾不断呈现新的特点，这就给人们提出了新的需要在理论上探索回答的新课题，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勇敢担当起这个历史使命，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我们也要善于发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研究并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所提出的新的历史性课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正如习近平所要求的：“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13]
记者：请您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情况，谈谈思想斗争和交锋在理论创新的的地位和作用。
金民卿：思想交锋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抵御和反对各种错误理论观点，进行理论斗争，阐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这个机制发源于不同思想的碰撞和斗争中，产生巨大的真理引导力和思想鉴别力，能够激发理论创新主体的斗争精神和创造能力。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同错误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接受马克思主义之日起，就继承了经典作家身兼学者与战士于一体的风格，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在斗争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论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以唯物史观为武器，批判张君劢的自由意志论、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和胡适的多元论历史观，阐述物质与意识、自由与必然、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发展规律等理论；在国家主义论战中，针对“阶级合作”“全民革命”“外抗苏俄”等错误主张，着重阐明阶级斗争理论、国家学说和国际主义思想等，经过批判斗争，国家主义很快失去市场；在批判戴季陶主义过程中，针对戴季陶攻击唯物史观、反对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错误，论述了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原理。这些理论斗争打退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迅速从一种新思想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后的发展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末，批判片面抗战路线、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投降主义、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判“亡国论”“速胜论”、阐述抗日持久战理论，围绕三民主义问题展开理论斗争、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改革开放新时期，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同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实际上也是思想斗争的一种表述。
其次，内部思想交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方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不仅要同各种敌对势力的反动思想进行斗争，同时也要同来自共产党阵营内部的错误思想进行交锋，形成创造性的理论观点。
中国共产党在早年同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产国际的指导对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也存在着重大缺点和错误，不能把一般号召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以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指导，严重干涉党内事务，使之缺乏主体性和创造性。再加上政治和理论上尚不成熟，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盲从共产国际指示，党内的“唯共产国际论”非常严重，出现了三次“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几乎把中国革命带入绝境。对此，毛泽东等人作了坚决斗争。正是在同教条主义的交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这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过程中的情况。延安整风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创立了毛泽东思想。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和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都是在思想交锋和争论中进行的。在诸如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些重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经常发生争论。例如，“两个凡是”的争论、真理标准大讨论、“姓资姓社”的争论等。正是在不同认识的争论、交锋过程中，人们的思想逐渐统一，并在思想共识的基础上推动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
再次，推进当代理论创新必须要增强同错误思潮进行交锋的理论自觉。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冲击始终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告别革命论”等错误思潮的干扰屡屡出现。对此，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思想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革开放之初，针对一些错误思想蔓延、党的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对错误思想倾向不敢批评的状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了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14]
当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关键时期，站在不同立场、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社会思潮纷纷出现，马克思主义“多元化”“歧义化”的声音屡屡出现在报刊媒体之中。一些人恶意歪曲我们党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内涵，宣扬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宪政论、普世价值论、历史虚无主义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共产党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对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要承担起学者的责任，以严谨的学术精神搞好理论研究，提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承担起战士的责任，坚决同错误和反动思潮进行斗争。正如习近平强调指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15]
记者：我们党在论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时，特别强调它们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何看待这个论断？
金民卿：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发展中的集体智慧机制，就是指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分别从自身的角度和层面提出自己的建议、思考、观点，通过有效的渠道和平台融合加以集中，经过核心主体的总结提升，最后形成符合科学规范的理论观点或思想体系。这个机制发源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实现智慧和力量组合，产生强大的发展合力。
首先，吸收集体智慧是马克思主义者成长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体能动性，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是同吸收集体智慧分不开的。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先进知识分子，组建了马克思研究会、新民学会、觉悟社等组织，共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会员之间相互激励、相互促进，形成思想和智慧共享，锻造了一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2月，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就反对“各自为战”的“浪战”而主张“共同的讨论”：“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1]419他主张新民学会的会员要分布到各地，对各地情况都有所了解，然后相互交流沟通，求得共同进步。蔡和森在1920年5月、8月、9月给他写了三封信，畅谈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建议毛泽东走俄国革命道路，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些信件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产生极大影响，不久他就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思想发展中的这种集中集体智慧的做法在日后得到了长期坚持，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展机制。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集中集体智慧的过程。就是把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知识分子和全体党员的智慧集中起来，并加以归纳整合、系统提升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仅从毛泽东思想概念形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之前，经过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党的众多领导人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邓小平，以及理论工作者张如心、艾思奇等，先后提出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毛主席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等概念，从不同角度和深度上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明确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例如，1941年3月21日，张如心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了《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1941年8月，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论证了毛泽东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辉煌的范例”“典型著作”。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就在于它能够把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经过认真研究，提升为政策决策和理论观点，形成重大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成果。正如习近平所说的：“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及时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充分调动群众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广大人民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上来，同人民一道把改革推向前进。”[12]98
再次，集体智慧机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发展中的重要体现。集体智慧机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显得非常突出，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都是在集中集体智慧的过程中形成发展的。例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就是集体智慧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最初是由一些专家学者提出的学术问题，经过邓小平、胡耀邦等主要领导积极引导和媒体宣传而转化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邓小平在集中智慧的基础上，把它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它“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6]143、191并进一步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新概括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起草到公布充分体现了集体智慧的作用。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多次提出指导性意见。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讨论了20天；1981年3月31日，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央52位主要负责同志手中征求意见；5月，中央政治局邀请70多人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修订后于5月16日基本通过；随后又征求了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决议逐步成熟；6月，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又经过讨论最后通过。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而且在集中集体智慧的方式方法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调查研究、群众路线是集中智慧的有效方式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党的决策层和理论工作者，通过调查研究把人民群众的创造集中起来，经过缜密的逻辑提升转化为科学理论再深入到实践当中，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例如，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格局就是通过调查研究逐步完善的：他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及其三中、三中全会决定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讲话中分别提出四个“全面”的基础上，2014年11月在福建调研时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增加全面从严治党，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上，“四个全面”得到了全面系统的科学阐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建立了高级领导干部的集体学习制度，十六大期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38次，十七大期间学习33次，十八大以来已经学习了30次，通过集体学习把握理论发展最新动态，研究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把各级干部、思想理论界、广大群众的智慧有效集中起来，经过严密的理论分析和总结升华，形成理论创新成果。
记者：邓小平曾经指出过：“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又是怎样体现的？
金民卿：不错，敢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能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善于不善于在纠错基础上实现发展，是判断是一个政党、一个领导集体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过程中，积累了自主性纠错创新的宝贵经验和优良传统。这就是纠错创新机制，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敢于承认和面对自己的错误，独立自主地总结失误的根源和教训，勇于抛弃和纠正错误，并在此基础上推动理论上的反思提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重大创新成果。这个机制发源于主体自身的理论自信和创新自觉，把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更新有机结合起来，产生强大的主体创造性力量。
首先，自主性纠错创新是长期实践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自主纠错创新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都是通过自主性纠错创新来实现的。大革命失败后，从血污中站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探索革命新道路的任务，开始土地革命斗争。遵义会议是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以毛泽东、张闻天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靠着实践磨难中形成的思想自觉，独立自主地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取得了初步胜利；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彻底批判和纠正了历史上的错误，在思想上、政治上走向完全独立和成熟，实现了理论上、政策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又是一次伟大的历史转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制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领导全党重新评价重大历史问题，纠正了一系列重大的冤假错案，实现了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随后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其次，自主性纠错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发展中，既在一系列伟大胜利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也在一系列重大失误中积累了重要的失败教训，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3]234-235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重大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代表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些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自主性纠错创新获得的。
再次，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增强自主性纠错创新意识和能力。在新的历史任务面前，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越是全面深化改革，就越需要我们提升自主纠错的自觉，增强自主纠错创新的自信，提高自主纠错创新的能力。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史。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改革开放毕竟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风险和挑战。既然是探索和试验，就不可避免地必然会出现一些失误，“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不犯错误不可能”[3]267，“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3]318我们决不能掩饰和回避错误，而是要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尽可能使失误减少，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决策，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创新。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这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一项充满着风险和挑战的事业。在未来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难免会出现失误和挫折，正如邓小平早就说过的：“即使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今后也还会有失误，不可避免地还会犯错误。”[17]习近平也特别强调，在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以积极主动的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这就是要求我们，决不能幻想不出现困难和失误，更不能在失误面前惊慌失措或者回避否认，而是要继承自主纠错创新的传统，提升自主纠错创新的自觉，增强自主纠错创新的自信，提高自主纠错创新的能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纠正各种错误观念，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进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2][美]毛泽东自传[M].汪衡，译.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35—3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5]“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4.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求是，2016，（9）.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3.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11]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91、292.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2—13.
[13]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N].人民日报，2015-01-24.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9、390、392.
[1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内部发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427.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7]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56.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作者：金民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
名刊推荐：
分享是一种动力 分享是一种美德
分享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长按上述二维码，即可出现“识别图中二维码”提示，点击可只直接关注公众号
共享“思想火炬”新浪官方微博：@思想火炬
正能量微信公众号推荐：
共享“昆仑策研究院”微信号：昆仑策研究院
共享“北京习风堂”微信号：bjxft2015
共享“产业人网”微信号：chanyeren2014
共享“e观沧海”微信号：e观沧海
共享“思想大视野”微信公众号： sxdsy_qfgzs